“若能爱群，国安有不强哉？”这是少年任弼时在《爱群说》中关于群众思想的最初表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即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岂有革命不成功、中国不繁荣富强、中华民族不复兴、中国梦不圆的道理呢？

    少年弼时的这一思想萌芽，历经革命的风风雨雨，变成了日后中共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的智慧硕果。任弼时自16岁参加革命、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1岁担任团中央总书记、39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直到46岁去世，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都在探索着“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的历史课题，和战友们演奏了气势恢宏的中国共产党“合群”“靠群”“为群”三部曲。

    合群：爱国必先合群，合群必先爱群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实践证明，离群者必败，合群者必胜。

    任弼时诞生于汨罗江畔，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沐浴着他幼小的心灵，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利用自己的所学为国家、为民族、为广大的贫苦百姓服务。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国耻大游行，任弼时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不顾军阀张敬尧的军警阻拦，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后来，任弼时积极响应省学联组织各校学生下乡宣传的号召。他写传单、编剧本、画漫画。在家乡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一带，经常组织民众集会，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卖国贼，以唤起民众。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任弼时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首次认识到了民众联合的巨大力量。而这一时期，任弼时也在《湘江评论》上阅读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他认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很符合自己原有的“合群”思想，但又比自己写的《合群说》更具体、更生动、更富理论性。特别是全文最后的结束语：“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五四运动的洪流，使任弼时从学校走向社会，投身到实际的斗争行列。1920年8月，他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留学苏联，1922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走上了一条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合群”之路。

    任弼时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领会群众的意见。他经常找基层工作人员和群众谈话，了解群众的思想和对党的政策的反映，并亲自帮助群众制订具体的计划。在转战陕北期间，他每到一处，都要找当地居民询问各种情况：以前同敌人做斗争的情形、土地改革的情形、现在的生产与生活的情形、现在与过去的比较以及各项负担的轻重等问题。有时在同农民的谈话中，他和他们商讨如何合理地使用劳动力，提高生产，增加收入。

    曾在任弼时身边工作的王发武回忆：“一次，弼时同志带领机关的同志，下地帮助农民锄草。休息时，他就和农民坐在一起，问起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帮他们算生活细账……他又引导他们安排生活。他说，一定要搞好家庭副业，喂鸡、喂羊、种点烟叶，这样可以拿回两三个月口粮，也可以挣点零用钱。他建议到冬天，大家组织起来寻点活干，比如烧炭、背煤、编垫子、席子，也可以拿回两三个月口粮。他算账算得很细，生产门路指点得很具体，大家听他一说，心里亮堂了，感到有了奔头。”“弼时同志利用一切机会，深入群众之中，直接向群众作调查。有一次，召开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本来他的工作很忙，但他还要找一些劳动英雄代表开座谈会，亲自向他们了解群众的变工情况、负担情况和生活状况。通过座谈，弼时同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后来作《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做了准备。”正是通过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心声，任弼时在这一时期提出并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

    靠群：党的伟大力量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任弼时指出：“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他是我们党善于依靠群众的卓越领导人。

    任弼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书记期间，全党上下由于贯彻和执行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导致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党和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1927年，任弼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坚持真理，代表团中央几次向当时党中央的领导者提出批评意见，抵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方针，大胆提出正确的革命主张以力图挽救党的危机。

    一天，任弼时到武昌都府堤毛泽东的住处了解时局情况。恰好当时夏明翰、蔡和森、方志敏、毛泽民、毛泽东正在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批评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领导势必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推向逆境。任弼时走进来，把手中的一份材料往桌上一放，告诉大家，“这是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致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只看了几眼，见其中提到武装斗争，当场就把它撕了。还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任弼时激动地说，“难道我们就这样看着任人宰割吗？”任弼时敢于坚持真理，是因为他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他的力量来自他深厚的群众基础，即反对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广大群众的力量。

    湘赣边界“霹雳一声暴动”，秋收起义军何去何从？党中央一声命令，把任弼时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当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向边界农村转移、寻找新的进军方向时，省委书记彭公达收到了各方面传来的不利消息，并于1927年9月15日晚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当前形势是敌强我弱，条件很不成熟，决定暂时停止长沙暴动。

    但这一正确决定却遭到共产国际驻湘代表马也尔的强烈反对和不满，认为停止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逃脱”。中央根据马也尔的报告，于9月19日训令中共湖南省委执行原定计划，严厉指责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工农革命军退往山区。同时决定派任弼时作为“全权代表”，立即赶赴长沙，查明情况，改组省委。要求新的省委“执行暴动计划”“一面命令萍（乡）、浏（阳）、平（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

    任弼时代表中央于9月22日到达长沙。他详细调查了敌我情况，发现长沙城内有守敌9000人、7000支枪，而湖南省委能够动员的力量才1000多人，且大多数武器是大刀长矛。对此，任弼时冷静地分析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有人表示异议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啊。”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他相信处在第一线的指挥员毛泽东所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他这一正确决定，不仅保护了革命的基本力量，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坚定维护党的团结，充分信任党内的同志，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是任弼时践行群众路线的又一卓越表现。在那些特殊的岁月里，任弼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保护了一批干部。原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都曾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任弼时从“左”倾错误的屠刀下将他们解救出来；一度受到排斥的张爱萍、张平化、王恩茂等人，在任弼时的保护下，也不再受迫害，并安排了工作。

    正因为任弼时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充分信任党内的同志，紧密联系干部和群众，处理问题周到，抑制了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因而获得了“党内的母亲”的赞誉。

    任弼时的“靠群”，还体现在他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上，用群众中的典型教育群众。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包围吕梁山区云周西村，15岁的村妇联会秘书刘胡兰慷慨就义。她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在当地老百姓中广为传颂。身为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知道后，深受感动，认为刘胡兰是个好典型，当即表态：“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第二天，他就赶往王家坪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当即让警卫员摆上笔墨纸砚，奋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新华社及时播发了刘胡兰的事迹和毛主席的题词。就这样，刘胡兰的名字和事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在各个解放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群：心中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有首歌名叫《为了谁》：“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了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上铁锤和镰刀的图案早已作了昭示，任弼时等中国共产党人也早已作了回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

    任弼时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时刻想着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在残酷、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他更是心系人民，随时随地教育指战员要时刻以群众利益为重。

    1936年5月，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抵达滇西北高原的中甸。中甸是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县城。由于人烟稀少，红军休整扩红的计划无法实现。5月3日，红二、红六军团集结中甸附近后，当即召开连以上干部和红二军团的党团积极分子会。任弼时在会上告诫大家：“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936年11月26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正式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任弼时立即从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和严格部队纪律两方面，提高指战员维护群众利益的自觉性。

    1937年1月30日，彭德怀和任弼时向各军指战员发出指示，强调“凡属违犯和损害群众的利益及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我们须誓死反对”，指出个别分子烧毁群众的麦子、门板，宰杀牛羊等行为，“不特是红军的耻辱，而且是破坏全国人民所敬爱的英勇红军的光辉荣誉”，着令各部首长及政治机关“以彻底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深入的检查各个部队中的纪律”，对群众的损失“一律估价赔偿”，并听取群众的批评。后来，连以上普遍建立了纪律检查队，部队一到驻地，便宣传群众，和群众联欢；离开时，上门板，扫院子，向群众道谢。特别是经过友军区域时，红军秋毫无犯。群众说：辛亥革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任弼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他一直恪守的人生信条“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上也可略见一斑。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一样的艰苦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重病而虚弱的身躯，吃力地扶杖前进，有担架也不坐；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在20世纪30年代所用的一条毯子还在用着，这是组织上发给他的战利品；他夫人陈琮英用在延安时用过的旧毛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背心，他照样穿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着参加入城阅兵式。经请示任弼时，他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任弼时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夫人陈琮英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孩子们的衣服破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给他们穿。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使他们有特殊感。他常对孩子们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新中国刚诞生时，他的妹妹从湖南到北京看他。临走时，想请他给湖南省委写封信，替她丈夫安排个工作，任弼时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信没有写，还做通了妹妹的思想工作。

    1950年10月25日凌晨，为党、为人民、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任弼时突发脑溢血，再也没有醒过来。叶剑英在他的悼文中深情地评价：“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回望血与火的岁月，缅怀苦难与辉煌的瞬间，“叱咤风云的人物纷纷消失之后，历史便成为一笔巨大的遗产，完完整整地留给了人们。”“若能爱群，国安有不强哉”就是任弼时留给后代的宝贵精神遗产。

    （《新湘评论》2015年第05期）